沙克尔顿

小说作者、三流画师、工程师、火星人。

长椅

 穿着微微汗湿的白色衬衫坐在小花园中央的长椅上,心想着去他妈的未来,我点了一根长白山。

  天津市河西区的最边沿,改造不完的老式居民楼颤颤巍巍地蹲伏在这个新一线城市的角落中,就像新时代甜品店橱窗角落里的鸡蛋糕,该过时了但总不会过时。长椅正对小区门口,橘皮色的砖楼和树荫拦住大部分的阳光,我正透过生锈铁门看着马路上的汽车行人。

  看了一眼手表,还有十五分钟上课。

  高考结束不到一个月,我来到了这位孕育我的城市的边缘工作,每天早上乘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公交车来到不及自己家一带繁荣的区域。给三到六年级的小学生们补习英语,时薪七十元,包午饭晚饭。教室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看起来比我年纪还大的壁挂电扇,无精打采地左右摆头,似乎在说“夏天夏天不要再来啦”。孩子们似乎都不怕热,也可能因为我看起来比之前的老师温和,不管什么时候学生们总是很有精神,从不打瞌睡。上午五年级孩子的课程结束,得休息便偷偷抽两根烟。而每当我坐在这把脚底生着青苔的长椅上时便止不住思考,假如我的生命都用于这份工作上的话,我会满意吗。或者说,怎样活着才能让自己满意呢。

  毕业于天津市排名第四的高中,高考成绩在班上中游,让人担心不起来也满意不到哪去的成绩,在教育体制病态的当今社会中,却是太多学生太多家庭倾尽方法也要得到的“未来保险”,人们想要的并不是优秀的成绩,丰富的学识,而是足够碾压大部分人,给予自己未来前途与钱途保障的“名次”;一百分也不是证明自己的知识储备丰富,而是当学生们某次考试拿到一百分后可以告诉自己:

  我一定不是第二名。

  我被长辈与前辈们教育,他们称我是“胡思乱想”、“早熟”,并像给病人开处方药一样,定期来告慰我:

  什么都不要想,努力考好了就对了。

  五年级的学生小健却总会问“张老师我考一百分有什么用呀?”,然后吸吸鼻子,小小的鼻翼像是扛不住小眼镜的沉重,但还是加把劲。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小朋友的问题似乎直抵生活本质。不只是我,乃至更多人,更多更优秀的思想家都在回避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背后的汗悄悄平息,但我知道上课后还是要汗流浃背。

  国家制定的教材并不能满足大部分“高材生”的需求,准确的说,是“高材生”家长的需求。孩子们光明使者般的素质教育像是刚刚加入社会战场的大头兵,摇摇晃晃找不到方向。风扇依旧摇着头,我打开学校里学生们人手一本的“英才教程”,按照课外教材的安排,讲解语法和生词。“优秀积极”的学生已经预习,抛出任何教材上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也有孩子们玩着橡皮和自动铅笔,被问到问题就眨眨清澈见底的眼睛,我觉得我不该生气,自然也生不起来气。挤出些微笑还是打开教程,完成工作。

  放课后没有机会立刻吃饭,许多孩子家长来询问情况,一定要听到孩子们完成了多少作业和题目才会放出劫后余生般的叹息声,我熟悉那种叹息,尤其是一周不抽烟后再狠狠吸上一口时,这种叹息尤为地道纯正。

  我也叹息,大概知道自己为什么叹气,但并不想说。

  吃毕晚饭,辅导班的负责人总会附上商品式的笑容,“辛苦了”,这种商品式的笑容在我最后一天工作结束时并没有再出现。

  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头似靠非靠在玻璃上(假如靠太近,车子的颠簸有可能会让头撞在玻璃上,那样很痛),黄色路灯光闯过条条框框与影子交错抚摸着我的脸,我的目光则是穿过黑框眼镜扫视着缓慢逝去的街道景色。高考结束前,总会有人说,坚持就是胜利。每每听到这句话我却更不安,我感觉这样的胜利是没有尽头的,无限制的,无终结的。像被快刀做成雕花的白萝卜,等待着孩子们的似乎还有无数次切割与分类,我也同样是等待者,等待着。

  我总会与别人讲,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不想算丢了这个核有多久,但我知道,不会有下一个核出现了。

  “去他妈的未来”,我起身熄灭烟继续回教室工作,长椅像是一位佝偻的老人,等待着下一个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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